韩愈似乎在与孔子对话，他在琴曲中听懂了孔子的“贤者不逢时”，宽慰以“不采而佩，于兰何伤”；他理解了孔子的喟叹与感伤，坚定地说“君子之伤，君子之守”。“情绪牢落，渐入桑榆”的孟元老，应该也是以此表明自己的志向。理解《东京梦华录》一书的创作动机与目的，不应抛开志趣高远的《幽兰操》与“幽兰居士”这个雅号，这是作者有意留给世人的自我形象，也是解读《东京梦华录》的一把钥匙。

《东京梦华录》不是地理志，所谓的不记艮岳以及其他害民工程，作者可能认为艮岳与北宋衰亡之间的关联众所周知，不必强调；并不全面记录东京城内的寺庙宫观，书中记录的建筑可能是作者有意挑选的结果，这些建筑，关联着北宋末年宗教、政治、军事或宫廷中的重要事件。至于对蔡京等人称呼官职，并非出于尊敬心理，而是表明谴责之意，一方面是谴责这些人弄权祸国，另一方面也可能直指徽宗朝的滥封官职。最典型者，蔡京、童贯所任太师之职，据《宋史·职官志一》，“宋承唐制，以太师、太傅、太保为三师”，有官称而不设官员，只是作为授予宰相、亲王、使相的加官，作为荣誉而并不真领职事；尤其是太师，更被视为“异数”，北宋徽宗以前一百四十多年中，只有开国元勋赵普和历仕四朝、出将入相五十余年的“累朝耆德”文彦博，在退休时“特拜”太师之职。徽宗时期官制复古，崇宁三年（1104）开始“依三代为三公，为真相之任”，蔡京成为首位“以三公任真相”者；到宣和末年有太师三人，即蔡京、童贯和徽宗第二任皇后郑皇后的父亲郑绅。《文献通考》的作者马端临直截了当地说“三公、三师，官之滥授，莫甚于宣和以来，所授者皆非其人，固不待言，而名体尤有未正者”，以宦官童贯为太师，“是以厮役为师傅也”。高宗渡江后，官至太师者，正是势焰熏天的秦桧。其他类似问题，尽量在每个条目的题解与注释中做出回答，此处不复逐一陈述。

《东京梦华录》对诸多研究领域的价值自不待言，历来却是公认“难注”甚至“难读”之书，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多方面，诸如书中大量使用宋元口语；包含许多首次出现的词汇；卷五“京瓦伎艺”以及散布书中的艺术表演内容，戏曲或曲艺研究者甚至对如何断句都未能形成统一认识，对于表演形式的研究更有待发展；卷二“饮食果子”以及散见书中、像“报菜名”一样的各类食物名称，同样存在如何断句问题，遑论弄清食材与制作方法；与仪卫、典礼等相关的服饰、器物等名称，也是注释的难点所在。对于以上类型的难点，我在注释中尽量全面参考邓之诚《东京梦华录注》、伊永文《东京梦华录笺注》、姜汉椿《东京梦华录全译》等注释本以及相关研究著作与论文，择善而从，限于本书篇幅与体例，恕不能详列参考文献的名称。本次注释尤其重视与徽宗时期相关的历史事件，重新注释了此前注家所忽略、简注或误注的一些词汇，比如“龙骧将军”“旱教”“虾蟆亭”“景钟”“素队”“椽烛”“次黄龙”等。之所以将“注释事件”作为重点，与对《东京梦华录》一书性质的重新认识直接相关，准确地说，正是在“索隐”词语背后的历史事件的过程中，发现此书可能存在特殊的写作方式，它可能是一本被“误读”的书。这一发现令人兴奋亦困惑，也给注释与题解工作造成极大困扰。在此过程中，幸得责编周旻女士一直与我沟通探讨，幸得恩师李山教授提点我注意“隐微写作”这种方式，方有信心和勇气调整工作重点，最终使这一极其艰难的工作得以告一段落。我要特别感谢周旻，一遍一遍细读我分批提交的零乱稿件，容忍我一次一次进行修改，反复核对每一条文献出处与引文内容，改正了稿件中许许多多的错误。我要感谢同门毛瑞方、李鹏、徐德琳、王海燕、何汉杰、熊瑞敏、李喆、谢辉、吕亚非，感谢当年舍友胡淳艳以及我的学生彭巍巍、李煜、刘祥吉、罗啟超、赵子龙、王宇芃、任笑潮等人，感谢他们以各种方式给我启发与帮助，解我困惑，助我走出迷津。能在2020年这段特殊的日子里完成此书，也要感谢我的父母与家人，给我提供了安稳的环境与生活方面的支持。

给《东京梦华录》做注的想法由来已久，起因于多年之前与周旻合作《书里书外·序跋》一书，由于素来偏爱孟元老《自序》独特的文风与情感，我将此文选入书中，并向周旻提起注释《东京梦华录》的愿望，希望借此机会神游于千年前的梦幻之城。但是，注释《东京梦华录》的过程演变成类似对层层叠压的开封城的考古，把一部世所公认的都城志解读成为“真事隐去”的《红楼梦》，却是我所始料未及。限于时间、学识与精力，尚有许多疑点未能深入探求与解析，也定有许多讹误不当甚至穿凿之处，套用幽兰居士孟元老的话，倘遇大方之家补缀周备，不胜幸甚。

杨春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