邱以诚痛哭流涕，坚决不承认，县官一时感到不好处理。这时他手下一个办事的人把卖身契拿过来仔仔细细看了几遍，马上断定卖身契是伪造的。

这个人的理由是，“邱”姓本来没有单耳旁，雍正年间为了避孔子的讳，才改为“邱”字。据余阿吕所言，卖身契写于康熙年间，康熙是雍正的爹，所以当时根本还没有避讳的事，“丘”就应该写作“丘”，而卖身契上写的却是“邱”，显然是不可能的。县官再次审问余阿吕，他已经无法抵赖，只好承认卖身契是托人仿照邱以诚的笔迹伪造的。

上治祖弥，尊尊也；下治子孙，亲亲也；旁治昆弟；合族以食，序以昭缪。别之以礼义，人道竭矣。

圣人南面而听天下，所且先者五，民不与焉。一曰治亲，二曰报功，三曰举贤，四曰使能，五曰存爱。五者一得于天下，民无不足，无不赡者。五者一物纰缪，民莫得其死。圣人南面而治天下，必自人道始矣。立权、度、量，考文章，改正朔，易服色，殊徽号，异器械，别衣服，此其所得与民变革者也。其不可得变革者，则有矣：亲亲也，尊尊也，长长也，男女有别，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。

向上整治好祭祀祖和父的位次，体现尊敬尊贵者的原则；向下整治好子孙们的远近亲疏关系，体现亲爱血缘亲属的原则；从旁整治好同族亲兄弟、堂兄弟的亲疏关系；在宗庙内会合同族人举行食礼，按照昭、穆的次序排列座次。依据礼仪来区别上述各种关系，这样人道伦常就都体现出来了。

圣人执掌政权治理天下，必须首先注意五件事，而有关民众的事务还不在内。第一是治理好本族的亲属关系，第二是酬报有功之臣，第三是选拔贤良之士，第四是任用有才干的能人，第五是存心爱护民众。这五件事在全国范围内都能做好，那么民众就没有不满足的，没有不富足的。这五件事如果哪一件有差错，那民众就会死而不得其所。所以圣明的君王治理天下，一定要从人道伦常做起。制定度、量、衡，考订礼法制度，改革历法，变更所推崇的颜色，采用不同于前代的徽章旗号，改良器具军械，使之易于往昔，区别各阶级各等级的衣服，这些都是能够与民众一起加以变革的。但是，也有不能因时而改变的，如亲近亲属，尊敬尊贵者，顺从长上，男女有别，这些都是不能与民众随意变革的。

其夫属乎父道者，妻皆母道也。其夫属乎子道者，妻皆妇道也。谓弟之妻妇者，是嫂亦可谓之母乎？名者，人治之大者也，可无慎乎！

服术者有六：一曰亲亲，二曰尊尊，三曰名，四曰出入，五曰长幼，六曰从服。

从服有六：有属从，有徒从，有从有服而无服，有从无服而有服，有从重而轻，有从轻而重。

自仁率亲等而上之，至于祖，名曰轻。自义率祖顺而下之至于祢，名曰重。一轻一重，其义然也。

所服术：丧服的原则。

丈夫属于父辈的，其妻就属母辈。丈夫属于子辈的，其妻就属于媳妇辈。如果有人称呼弟弟的妻子为妇，这样对嫂不也可以称为母了吗？所以说，称谓，是端正人伦最重要的，怎么能不特别慎重呢？

服丧就其原则而言有六条：第一是依据有血缘关系的亲人服丧而制定的，如子为父母等；第二是依据尊敬尊者原则对君长服丧，如臣为君；第三是依据有名分关系的异姓服丧，如为叔母、伯母等；第四是根据家族中女子出嫁或未嫁而相应制定的不同服制；第五是根据成年人和未成年人服丧的不同；第六是因从服关系而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