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从贞操观形成以后，娶妻就颇重视女性的贞操，而且随着贞操观的强化而益愈苛求。纳妾则不同，买人之妾和赎娟为妾，就最能表明这种区别。

这一切区别表明，婚姻的缔结，是婚姻双方为了共同利益的一种结盟，所以必须双方家长包办，必须举行郑重的婚姻“六礼”，必须追求婚姻的牢固性，必须确保妻子的地位高于众妾。婚姻既然排除了当事人的意愿，也就无法保证夫妻关系的谐调美满，也难保证必然生育嫡子，于是，丈夫就会根据自己的意愿纳妾作为补偿。但是，这又必然地陷于自相矛盾的恶性循环之中：作为婚姻当事人的男方的意愿越是被排除，越是要以纳妾进行补偿；越是进行补偿，又越会增加嫡庶之间的矛盾，因而又越是要强调妻妾之别。

．妻与妾的地位不许变换颠倒

公元前年，齐桓公与十多个诸侯在葵丘订立了一份盟约，其中有一条是“毋以妾为妻”。妻与妾的地位之别，竟然升格为“国际”公认的准则，可见当时的统治者把这个问题看得多么重要。的确，春秋时代一些以妾为妻的国君和卿大夫，曾由于家庭的激烈斗争而导致政乱国亡，并殃及四邻。但在这个时期，人们对于以妾为妻的行为，还只是讥刺、抨击，“家”外人感到自己的利益受到威胁时也会出兵干涉，却不见对以妾为妻者绳之以法的记载，因此基本上还是“礼”的范畴问题。进人封建时代以后，对以妾为妻者就开始礼、法并用，不但会被当作违礼行为受人们轻贱，还会受到法律惩处。西汉时的孔乡侯傅晏，是哀帝皇后的父亲，因为“乱妻妾位”，以妾为妻，被削去爵位，全家都流放到合浦。傅晏被削爵的真正原因，虽然是王莽为了排除异己，专揽朝政，但能把“乱妻妾位”当作重大罪名摆到桌面上来，却说明当时把妻妾有别看得很重。

妻与妾尊卑有序西晋建国之初，鉴于三国战乱，家庭离散，妻妾颠倒，以庶为嫡的现象多有发生，由此引起家庭和宗族内乱的事件也不断爆发，晋武帝特地在泰始五年颁布诏令：“嫡庶之别，所以辨上下、明贵贱。而近世以来，多由内宠。自今以后，皆不得登用妾媵以为嫡正。”

颜之推的《颜氏家训》在论及南北朝的不同风俗时提到：江南士族，“丧室之后，多以妾媵终家事”，“限以大分，故稀斗阎之耻”。北方士族“鄙于侧出，不预人流，是以必须重娶，至于三四”，“身没之后，辞讼盈公门”。这种风俗之异，本质却都是妻妾不能颠倒，只是解决办法不同。南朝一娶而止，妻死由妾管理家务，但有“大分”之限，妾只是妾，没有前后妻所生子女的矛盾。北朝的三娶四娶，虽防止了妻妾颠倒，却引来前后嫡子及其各自外家的矛盾，特别是后母与前妻之子的矛盾，这种矛盾比嫡庶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。所以颜之推这里是劝人慎于再娶，而非主张嫡庶不分。

自唐以来的历代法律，都有处罚妻妾颠倒的法令。唐宋律都规定，“以妻为妾、以婢为妾者，徒二年。以妾及客女为妻、以婢之女为妾者，徒一年半。各还正之。”“若婢有子经放为良者，听为妾。”这就是说，在妻妾颠倒中，以妻为妾，比以妾为妻的处罚更重。低贱的女婢之女，只有得到良人身份，才能做妾。元代则规定，“诸有妻妾复娶妻妾者，笞四十七，离之。”明律和清律都有处罚“妻妾失序”的专门条款，“凡以妻为妾者杖一百，以妾为妻者杖九十，并改正”。对以妻为妾的处罚，比对以妾为妻的处罚要重，正是妻贵妾贱的一种表现。

在实际生活中，尤其明清时期，妻死以后，把妾“扶正”为继室者也很常见。但是不能自动替补，而需经宗族及妻的娘家认可，被扶正者一般还应是出身良家的，把由婢、娼出身的妾“扶正”，很难为宗族接受。妾如果被“扶正”，就要承认元配妻子娘家与自己的母女关系，在礼仪上以他们为主。《儒林外史》第五回写严监生在妻子病危之时，把生了儿子的妾赵氏扶为正室，就生动地反映了这种礼俗。赵氏先尽心照顾病重的严妻，并表示愿意代死，严妻很感动，首先同意死后让赵氏扶正。严监生又送上银子，得到两位妻舅支持。然后，又遍请家族诸亲六眷赴宴，并拿出病危妻子让赵氏扶正的遗嘱，有两个妻舅在上面画押，严监生才和扶正的赵氏拜天地，拜祖宗，赵氏才算正式被扶正。

．日常生活中的妻礼妾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