讲田穰苴而不讲《司马法》，就如同讲孙子不讲《孙子兵法》一样，

讲田穰苴而不讲《司马法》，就如同讲孙子不讲《孙子兵法》一样，田穰苴的一世英名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部传世的《司马法》带来的，下面用一定篇幅讲一讲《司马法》。

《司马法》，又称为《司马穰苴兵法》或《军礼司马法》，共五篇，是宋朝刊定的《武经七书》之一。这部兵法虽然是齐威王搜集编辑而成的，但田穰苴的遗稿成稿时间至少可以肯定在鲁哀公二十七年（前468）之前，早于《孙子兵法》的出世，可以说《司马法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有系统理论支撑的军事理论著作。

遗憾的是，由于各种历史原因，《司马法》的篇幅不断缩水，现在流行的通本是五篇，实际上在汉朝时，《司马法》共有一百五十五篇，到了唐朝初年，只剩下“数十篇”，遗失近一半。

而到了北宋末期，“数十篇”都不知去向，仅仅剩下了残存的三卷五篇，遗失数量达到了31:1。不过后人能看到《司马法》原稿的三十分之一，已经是不幸中的大幸了，有些古书连书名也没有留下来，湮没在历史的扑天黄尘之中。

论知名度，《司马法》无法和《孙子兵法》相提并论，但自古以来，许多名将和有志于军事研究的知识分子对《司马法》推崇备至，比如司马迁、唐朝名将李靖、明朝大儒邱濬，都是《司马法》的狂热崇拜者。

李靖曾说《司马法》是兵学之祖，邱睿则认为《司马法》的地位应该排在《孙子兵法》之前，而不是仅排在《武经七书》的第三位。到了清朝，更有一位狂热的学者汪绂干脆从新排定《七书》次序，拿掉《孙子兵法》，将《司马法》排在第一。

《孙子兵法》是一部单纯的军事理论著作，为了打仗而打仗，更多的谈论战术细节，很少涉及政治和思想。《司马法》虽然字数不多，仅有三千四百字，但涉及门类极广，甚至包含了儒家、道家、法家的思想精髓，其中有很大篇幅是谈论政治之于军事的重要性。

历史上所有伟大的军事理论家，对战争的理解往往是“慎战”，轻易不要开启战争，田穰苴也是如此。我们都知道这么一句名言：“国虽大，好战必亡；天下虽安，忘战必危”，其实这句话就是出自《司马法·仁本篇》。

残存的《司马法》共分为五篇，分别是《仁本》、《天子之义》、《定爵》、《严位》、《用众》。不清楚遗失的那些篇幅都是些什么内容，但从残本来看，《司马法》更像是一部政治军事研究，而不是单纯的作战法则。

从某种角度讲，《孙子兵法》讲的是军事战术，而《司马法》讲的则是军事战略。有些学者认为克劳塞维茨的《战争论》，其实就是田穰苴《司马法》的现代外国版，这种观点不是没有道理，这两部一古一今、一中一外的兵书，都是从宏观战略角度解释战争与政治的关系。

战争的最高目的是什么，相信绝大多数军事家会给出一个相同的答案：以战止战。“以战止战”同样是田穰苴首先提出来的军事政治思想，在《司马法》开篇，田穰苴就道出了战争的本质——用战争消灭战争。

春秋时代的兼并战争，是从来不讲什么道义的，所谓春秋无义战。《司马法》的整体军事思想相对有些“守旧”，体现的是西周时期的战争观，特别强调政治范畴的“仁”，即所谓非义兵不战。宋襄公子兹甫就是死守着“非义兵不战”的军事教条，结果兵败身死，为天下笑柄。

实际上，田穰苴是最早提出战争分为正义之战和不义之战的军事理论家，他所说的义与不义的标准，是根据本方的利益立场，而不像宋襄公那样首先尊重别人的利益立场，这是非常愚蠢的。田穰苴所谓的以仁治军，是有前提条件的，而不是宋襄公那样眉毛胡子一把抓。

田穰苴对正义之战的理解就是杀少数人以保护大多数人的利益，甚至包括对他国人民的保护，但对外作战，首先要符合本国的利益。再进一步延伸田穰苴的军事政治理论，用一句大家耳熟能详的口号来代替，就是“人权高于主权”。所谓人权高于主权，也不过是为本国利益服务的幌子罢了。

《司马法》的原文是：“杀人安人，杀之可也；攻其国，爱其民，攻之可也；以战止战，虽战可也。”而“人权高于主权”的理论基础，早在两千五百多前的中国就已经出现了。

作为一部兵法，《司马法》谈论具体的作战战术其实并不多，主要集中在《严位》和《用众》，而前三篇讲的都是政治军事，包括军队的思想建设、军纪完整，以及占领道义高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