可更加讽刺的是，李存勖的“汉光武”好歹做了四年时间，而刘知远

可更加讽刺的是，李存勖的“汉光武”好歹做了四年时间，而刘知远这个“汉光武”甚至还没有来得及数清汴梁城有多少街道巷子，半年后就咽气了。

人头落地，血流成河

——史上最残暴的后汉政权

历史上有两个后汉：一个是刘秀建立的汉朝政权，史家也称“后汉”，如范晔的《后汉书》；另一个就是刘知远几乎是白捡来的汉朝政权，宋人也称“后汉”。两个后汉相比，刘秀的帝国远比他的冒牌子孙刘知远的帝国伟大得多，仅国祚，东汉就福延一百九十六年，而刘知远的大汉帝国则成为历史上国祚最短的正统政权，掐头去尾，五代后汉只存在了四年。一眨眼，后汉帝国建立了。再一眨眼，后汉帝国突然就没了。

后汉政权（以下皆指五代后汉）为什么只存在了短短四年，原因很复杂，但用时任判司天监事的王处讷的话来说，“第以高祖（刘知远）得位之后，多报仇杀人及夷人之族，结怨天下，所以运祚不长”。

换言之，后汉之亡，归结于一个原因——杀人如麻！

后汉政权的杀人传统，自然是源于他们的高祖皇帝刘知远。刘知远在政治上非常成熟，特别是在晋亡之后争取晋朝人心上，刘知远做得非常漂亮，但这并不影响刘知远举起他的屠刀。早在李从厚逃奔石敬瑭时，刘知远就体现了他凶狠好杀的性格，杀光了李从厚的侍卫，虽然在这件事上，李从厚也有一定责任。而石敬瑭与张敬达大战晋安寨时，有一千多名唐军投降石敬瑭，石敬瑭打算把这些人编入亲卫部队，刘知远就以这些降兵有可能再次归唐为由，劝石敬瑭杀掉了这些人。“帝尽杀之”，一个“尽”字，鲜血淋漓。

刘知远做事手段非常刚狠，在石敬瑭初定洛阳时，刘知远负责城中治安工作，虽然此时他没有杀人，但从“（士民）无敢犯（刘知远之）令”来看，刘知远是没少挥舞大棒子的。刘知远向来崇尚暴力哲学，我说不服你，但我可以打死你！

晋朝宰相冯道和李内崧因为受石敬瑭逼迫，不得不吹捧大贪官杜重威，石敬瑭借此让杜重威取代了刘知远的都指挥使职务，刘知远恨透了冯、李二人。等到他继位后，因为冯道官场地位太高，刘知远不敢轻举妄动，但也没收了冯道的全部家产。对李崧，刘知远下手更是狠毒。刘知远先把李崧的家产全部转送给他麾下杀星苏逢吉，然后又纵容苏逢吉构陷李崧暗中勾连契丹，杀光了李崧家族，“举家遇害，少长悉尸于市，人士冤之”。

李崧多少还算得罪过刘知远，但没有得罪刘知远却因为阻碍刘知远发财的，照杀不误，比如唐明宗李嗣源的幼子李从益。李从益从来没做过对不起刘知远的事情，仅仅因为契丹人撤出中原时，契丹大将萧翰诈称契丹皇帝有命，让李从益“权知南朝军国事”，然后拔脚溜之。李从益只是一个被人摆布的傀儡，刘知远废掉软禁也就行了，他却暗中派马仔逼死了李从益和他的养母花见羞。当时舆论对李从益的死大呼冤枉，但刘知远却只管杀人，谁影响到我的利益，谁就得死！

有什么样的老大就有什么样的狗腿子，刘知远杀人上瘾，他手下那伙文武将相个个都是杀人变态狂。后汉最著名的一文一武两个杀人狂，文者苏逢吉，武者史弘肇。

苏逢吉其实也是个半吊子文人，他的父亲苏悦是个酒鬼，曾经在刘知远麾下任职，便把儿子苏逢吉推荐了刘知远，甚见信用，“（别人很难见到刘知远）逢吉日侍左右”，从此飞黄腾达。而刘知远信用苏逢吉，除了苏逢吉稍通文墨外，主要还是二人投脾气。刘知远为人“严毅”，而苏逢吉“深文好杀”，自然臭味相投。

苏逢吉酷爱杀人，在太原时就已沾满了别人的鲜血。当时苏逢吉主管太原的司法工作，太原监狱人满为患，刘知远让苏逢吉清理监狱。清理监狱？这个简单，杀光就是了！“逢吉尽杀禁囚以报。”监狱里关着多少囚犯，史无记载，但以太原城的人口规模，至少也有数百名囚犯。苏逢吉一声令下，监狱里滚满了人头……

等到刘知远坐天下后，苏逢吉依然主持司法，这几乎就成了天下盗贼们的灾难。苏逢吉治盗，还是那个简单逻辑——杀！杀！杀！具体做法就是连坐制度，一人犯法，九族和邻居都得死光光。苏逢吉甚至亲自起草以皇帝名义颁发的诏书，略云“应有贼盗，其本家及四邻同保人，并仰所在全族处斩”。因为这个制度过于酷烈，有些人非常反对，认为从来没有偷盗者诛灭九族的法律逻辑，更何况邻居与保人何罪？在舆论高压下，苏逢吉才极其不情愿地去了“全族”二字，但依然是全家坐斩。还有一个皿淋淋的例子，附在《旧五代史·苏逢吉传》中：郓州有个捕快头子张令柔，因为奉了朝廷颁发的新捕贼制度，“尽杀平阴县十七村民”。这个十七村民，显然不应该仅是十七个人，而是十七村民被控偷盗罪，十七村人的全家悉数被杀。而《新五代史·苏逢吉传》则说是“尽杀平阴县十七村民数百人”，可以印证确实是“杀全家”。

上有所好，下必甚焉。卫州刺史叶仁鲁为了巴结苏逢吉捞功，不管是贼是民，抓住就杀，甚至前往抓贼的百姓被叶仁鲁抓到，也被定为盗窃犯，进行惨无人道的虐杀。当时舆论对叶仁鲁的残暴千夫所指，但苏逢吉却认为叶仁鲁是天下第一捕快。既然朝廷认为杀人无罪，“由是天下因盗杀人滋滥”。